攀登 /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

帝国理工大学的Stefan Grimm教授死了。

死前他留下了一封信，关于他如何在大学的行政管理人员对于科研经费的关注下，感到教授尊严扫地的心理。他的信开头就说“如果有人对帝国理工大学是如何对待他们的教授感兴趣的，那么可以听听这个故事……”他那封长长的信中，讲述了大学要求他如果没有争取到20万英镑的科研经费，就必须离开学校，而20万以下的科研经费都不算钱，他有一笔13.5万英镑的科研经费却被认为不能计算在内。

虽然他的信看上去很有些心酸，但是却活生生地描绘了学术农民工的生存现状——大学里，如果没有科研经费，尤其是如果没有大经费，生存竟成了问题。

在人们眼里，在大学从事学术研究是多么高尚的职业，收入体面，受人尊敬，不会失业，而今却不幸沦为为生存而疲于奔命的工作。

事实上，现在大学里开会，有些人动辄就会谈论什么科研活跃不活跃。所谓活跃，指标之一就是，有没有大笔的科研经费，如果没有，那就是不活跃。这一点不仅英国帝国理工大学如此，在中国的大学中也是如此。

学术研究，特别是基础研究，往往没有明确的现实价值。

爱因斯坦不是为了造原子弹而研究相对论，克里克和沃森也不是为了转基因而发现DNA双螺旋结构。基础研究有着自身的特殊内在规律，难于规划且容易失败。一千个普通物理学家的贡献也许比不上一个爱因斯坦，但是爱因斯坦做出成果前，谁也不会知道他会成为伟大的物理学家，更何况其他物理学家没出做做出伟大的成果也许只是运气不够好，试错了方向。所以，早前的科学研究多由贵族和教士完成，因为他们不为生计发愁。后来，大学兴起，更多的基础研究在大学里完成。大学里的学者被比作象牙塔里的人，不食人间烟火却也不为生计发愁。

近几十年来，特别是近十几年来，风向变了，国内外莫不如此。学术研究越来越功利化，学者越来越农民工化。被大棒（考核）驱赶着，被胡萝卜（基金）引诱着，去做一个又一个短期项目，必须成功不能失败。

Publish or Perish （出版或出局）成为学者们的口头禅，因为只有论文发表才能申请到基金，只有申请到基金才能维持科研团队运作，才不会失业。普林斯顿大学教授Andrew Wiles用7年时间来证明费马大定理这样的事情在体制内再难发生了，而最近几年在数学领域做出重大突破的学者张益唐和Perelman都是体制外的学者。

2008年春节期间我访问巴黎时，法国教育部长正在大学里推行改革，一个重要方面是对那些论文发表好的教授予以高薪，而对论文发表不好的教授予以减薪甚至辞退。这在教授中掀起轩然大波，甚至酝酿罢工。一位数学教授愤恨地说：“这彻底背叛了法国优秀的数学传统，孕育了无数伟大数学家的氛围将被彻底打破，因为同事间自由的交流将被隔绝，告诉别人你的想法只会增加他的收入，同时减少你的收入。”可是，坚持传统就一定好吗？这位教授无奈地回答：“也许很多优秀的学者会被美国人以高薪挖走吧。”

中国大陆的高校也是类似的情况。先是唯论文数量，于是学术期刊遍地开花，增刊副刊层出不穷；然后是唯SCI论文数量，于是测定晶体结构这种短平快的“捷径”被发现，一年可发上百篇；现在是唯国际顶级学术期刊发表数量，于是努力与海外大牌学者合作，出钱出力，包揽苦活脏活累活，只为能够挂个名字；后来看引用率，于是有些人纷纷写作综述类的科研成果文章，因为据说，这类文章的引用率相对来说比较高。

每每人们总是感叹，诺贝尔奖级别的成果为什么不能出自中国原创。有人回答随着中国的国力增强，这些成果必然大量出现。殊不知要求为生计谋的农民工完成如此高大上的工作，未免强人所难。

帝国理工大学的Stefan Grimm教授逝去了，邮件系统在他逝去之后，按照他的设定，自动群发了一封题为“How Professors are treated at Imperial College”的邮件。

帝国理工学院是如何对待教授的

亲爱的各位：

如果有人有兴趣知道教授在帝国理工学院是如何被对待的：以下是我的故事。

在2013年5月30日，我的上司，Martin Wilkins教授和他的助手走进了我的办公室 ，向我询问我的研究经费情况。在我列举完我现在获得的经费过后，我被告知这达不到要求，而我必须在“最多”一年内从学院离职。他很明确的告诉我这是根据医学院院长Gavin Screaton教授的指示，并且他会和我在解雇前会面。没有其他的意见，他就这样离开了我的办公室。直到此刻，我才注意到他甚至没有起码的尊重，在传达这样的信息时，就让我的大门敞开着。当我望向转角时，我发现我的学生听到了我们的对话，而他正以极度恐惧的眼神望着我。

Wilkins教授还不如直接告诉我的同事们他刚刚把我给开除了。

为什么教授要得到如此的对待？

这次事件之后，我停止了我所有的基金申请，因为我在等待Screaton教授正式开除我的会议。但是，这个会议并没有发生。

2014年3月，我通过电子邮件收到了如下的最后通牒。我必须得到20万英镑一年的研 究经费收入。 真是很有意思。之前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这样的要求，而且我也不记得在我和学院签署的合同中有这么一条。尤其有意思的是，被要求的20万英磅收入应该是可以通过数个小的基金积累来计算的，但是我却必须要申请到大的项目。

我从Dammam大学获得了13万5千英镑的经费？这不算数。我必须承认要在如此迫近的时限点为你自己的生存而申请经费是一个多么可爱的情形。我们大家都知道基金申请就如同的购买彩票一样。

我之前和系里有过会谈，他们同意给我一些宽限时间，而我需要做更多的教学工作来弥补。所以我觉得我应该能存活下来。但是这封邮件打破了我的幻想。在收到这封邮件前 ，我有一个博士生刚刚收到了帝国理工学院的正式录取通知。他为了加入我们的研究组，已经等待了很长的时间。我无论如何也做不到告知他这将永远不可能了。这些家伙不知道他们在摧毁生命。哦，至少他们已经摧毁了我的生命。

现实情况是这些在金字塔顶端的职业科学家们仅仅通过数字来判断他们的同事，要么是文章的影响因子或者是经费收入。毕竟，如果你的系主任连系里的学术研讨会都不来参加，你又如何能够让他知道你的研究是多么的令人激动呢？为了他们的晋升，他们眼里只有如何控制系里的收支平衡。

这些可畏的大人物们在玩一个有趣的游戏：他们从别的国家雇佣科学家。他们提交在外国完全不一样的科研环境下完成的工作来显示英国大学的学术水平。之后，他们则将这些人放到追逐经费的游戏中自生自灭。即使是你的工作通过了研究委员会的评估，并为大学带来了收入，你仍然可能被选作靶子，如果他们认为钱不够的话。因此，这些可以通过研究委员会评估的科学家们实质上是在支持这些没有科研成果但是有研究经费的人。只有基金才算数，而真正的科研成果一文不值。

我们今年至今已经有了四篇原创性的论文，分别发表在Cell Death and Differentiation, Oncogene, Journal of Cell Science 以及刚刚接收的EMBO journal。我是一本学术专著的编者并且发表了两篇综述文章。而这一切都不算数。

学术圈的人常说：“发表或者毁灭”。现实的情况则是“发表也得毁灭”。

我自问是否后悔来到这个地方？我无比的享受我在这里和我的研究同事之间交流的时光。然而，和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一样，我掉入了一个陷阱，混淆了这里的学术声誉和现实情况。这里不再是一所大学，而是一个商业场地。仅有少数的人，如同我的那两位可畏的上司，能够爬上等级的阶梯。而剩下的我们则被视为挣钱的奶牛，要么成为挣取经费收入的教授，或者成为因为作业延期而支付100英镑的学生。

如果有人认为我杰出的同事们和我在过去的岁月里完成的工作不如别人，那么你们错了。我们提出的凋亡基因以及抗癌基因概念恐怕要远比其他的项目有意义，包括那些获得了重金资助的项目。

那么是否是我太过于懒惰？我的上司沾沾得意的告诉我，我是整个校园里提交了最多经费申请的人。哎，可能他们真的不够好吧。

我现在并不是唯一被这些可怕的人瞄准的人。其他同事出于羞耻心而不愿告诉别人他们的处境。我认识这是错误的。我们知道在科学研究中找到那个”甜点“是需要运气的，无论是文章发表或者经费申请。

为什么教授要得到如此的对待？

我的一个同事在听完我的故事之后看着我，沉默良久，最后他说“是的，他们对待我们如同狗屎一般”。

祝好！

Stefan Grimm